再看西游记小说:吴承恩眼中的现实社会

2016-07-15 14:01 来源:xiyouji.com 作者:西游小编
唐僧师徒一路艰难到达西天,如来褒奖一番,让去阿傩、伽叶处取经卷。谁知二人竟伸手向唐僧索要“人事”,唐僧说“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二人阴笑一阵,便以无字经冒充。唐僧师徒全然不知,捆起一堆白纸便放马还家,如果不是有位燃灯古佛热心,唐僧师徒这趟取经兴许就白跑了一趟。

  一

  八十年代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比较文学讨论会上,一位西方汉学家说:十六世纪的人类智慧之光,几乎同时照亮了东西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庄重肃然。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因为他们向来认为,自从欧洲以文艺复兴为契机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以后,文学的光荣和骄傲就应该属于欧洲人,他们有文艺复兴早期代表乔万尼•薄珈丘、马丁•路德、杰弗利•乔叟,更有体现着文艺复兴最高成果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所以他们总认为在那一段时光里,欧洲人独自享受着上帝的青睐,独自享受着人类的智慧之光。只有当他们实实在在的看到东方中国同样伟大的作品时,他们才有点恍然若失地表示出“我们同样伟大”的意思。

  诞生在十六世纪末期的中国作品是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汤显祖的戏剧,对应着的是塞万提斯的《唐•吉呵德》和莎士比亚的戏剧。

  从《唐•吉呵德》文字的最表层看,小说也只够得上“荒诞不经”四字,有谁真的会提着长矛去挑战风车吗?有谁真的会拿羊群当马弁吗?真有,傻冒一个——但真的这样想的人才是傻冒。东西方人都说,小说的描写是深刻的讽刺,它反映了十六世纪西班牙社会广阔的社会现实,充分揭示了当时威震世界的西班牙王国已经破绽百出和必然衰落的趋势。在世界文化交流中,西班牙人很当回事地把塞万提斯的铜像送到东方的中国,安放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里,何等的珍重!我曾站在那座铜像前神游,那真让人有一种历史沧桑感,油然而生敬意。那时,我想到了《西游记》,除了在吴承恩的故居,我们还能在哪儿看到他老人家的仙踪?冷落。

  当然,这不是说《西游记》没有读者。《西游记》永远不缺乏读者,尽管有奥特曼、圣斗士之类的竞争者,孙悟空还是孩子们心中的头号英雄。但如果让《西游记》永远留在孩子们那儿,恐怕也是一种悲剧。不少人把《西游记》说成是儿童文学作品,如果这是指一种使用方式,当然正确。有人说《西游记》扶正去邪、惩恶扬善,这有点皮相,但也不错。有人说《西游记》有民主精神,体现普通百姓的理想世界,这当然更深刻些。但《西游记》仅仅只有这些吗?文学的批评如果只给于《西游记》以这样的褒奖,那它的确离《唐•吉呵德》太远了 ,那它似乎就只应该是中国的相夫教子者启蒙教育时的话题。

  二十年代,在学界很受尊重的胡适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作的,我们看它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绝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西游记考证》)后来,另一位更有小说研究祖师爷地位的大学者鲁迅对此表示同意,说《西游记》“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也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大约后来说《西游记》“玩世”都始于此。

  “玩世”二字,在当时的语言环境里使用,未尝不可。但不可延伸作为定论。因为胡适的表述显然也有它的局限,一是他针对的是“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法。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指向性很强。二是在他那个时代,小说研究还是一块刚刚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对《西游记》的了解还太少,特别是对吴承恩生平的了解还仅限于寥寥数语,谈不上进入吴承恩的内心世界。三是当时的文学批评还没有发展出“主题”、“内蕴”、“现实”之类的章法,不该神话胡适,把该由后人说的话都让他说完。我们有理由相信,吴承恩的“玩世”其实是“玩味”着一种人生,“玩味”着一个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由他眼中看出的世界;一个虚幻的文字世界,同时又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十六世纪的中国——明代,吴承恩生活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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